大部分的日本新人作者，甚至不能和余切相比。他们要经历打响名气，苦熬多年的过程，有的穷苦日本作家不得不自费出版自己的文稿，希望能受到读者的赏识，然后陷入到经济上的困顿，被出版商拿捏。
大家一起喝着清酒，一起跳着舞，一起唱着歌，谈论起两国之间那些影响了历史的大文豪。
“我们曾经靠的这么近，我们简直是兄弟，不会再有分别。”日本人说。
余切确实相信，他们之中一定有人是真心的。
席间，有一些的年轻日本女性，给诸位服务，她们每一次上菜、端酒都要跪下来；余切和巴老是最为重要的客人，因此居酒屋请来了七十多岁的女主人，这个在中国可以颐养天年的奶奶级人物，朝余切跪下来，伏着身体送上酒水。
余切接过来喝了，笑容自若，当时并没有什么扫兴的举动。
结束掉这场宴席，巴老也很高兴，他问到了同样的问题：“余切，你觉得我们之间能做朋友吗？”“恐怕不能。”余切这次说了实话。
“为什么呢？”巴老并不奇怪。
“我看到日本人尊卑有序，对强者十分恭敬，对弱者却呼来喝去——他们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完全的热爱，又怎么会热爱异国他乡的我们？”
巴老点点头：“是的，你很清醒。我们个人之间的关系，很难代替民族之间的关系。”
这并不是孤例。
不久后，作家们又在媒体的见证下，见到了藤野严九郎教授的后人——藤野教授正是当初照顾鲁迅的日本教授，鲁迅怀念他，珍重他，特地写了一篇文章《藤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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