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余切又说，“中华文化源头是黄河文明，生产力发展的必要，促使我们构成对‘秩序’需求的自然基础，但黄河这条母亲河也并不是一直那么温柔，在历史上，它多次改道、泛滥，引发惨绝人寰的事件……但尽管如此，中国却没有产生大规模的物哀文化。”
“我们可以这么说，从秩序上讲，中国人渴望这个世界运行有道，而日本人并没有；从物哀上讲，中国人更为积极向上，要改变天，改变地，而日本人没有表现出这种文化，他们认为这是神灵的事情，是那些有血统的人去做的事情，和平民无关。”
“所以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什么？我们从团结引申到秩序，从物哀引申到了什么？谁告诉我那个词？”
这个阶梯教室，已经完全安静下来，只有余切的声音。
有的人心里面想到了答案，但他们不敢说出来。
因为答案是“服从”。
日本人并无改变世界的勇气，他们关注自己本身的情绪。
但这究竟和核时代的文学，有什么关系呢？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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