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切问他：“王总编，你从事编辑以来，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王世民回忆起了余切《大撒把》发布不久的日子，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写信来给编辑部，各种话剧、歌剧、舞剧、京剧、评剧……也通通找上门来，王世民并没有激动得流泪过。
然而，有天他收到一封来自于东北厂区读者的信，信里写到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天气里，围着电线杆，哈着白气，跺着脚，听喇叭里人民广播电台里广播《大撒把》，王世民忽然就静静的哭了。他是感到自己脸上冰冰凉的，才意识到自己流泪了。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流泪的人。”王世民说。“但我想到了我整晚上给劳动模范写报告文的时候，那时候我还能熬夜到天亮，那样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这顿饭吃的不算愉快，因为大家已经看出来，王世民的身体出了些问题，但当时还没有想到发展到了哪种程度。
1984的最后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应接不暇，下半月《文艺报》加刊《文艺理论》——这是一个常常摆放在上层的案头，外号“文学版内部参考”的杂志。
余切的《伤痕文学为何必然消失》就是《文艺理论》的主要文章，一翻开就是对伤痕文的批评。
这篇文章写在杭城会议召开前，在当时还有一些争议，现在已经无可辩驳。尽管如此，还是引发了一些作家的赞同和跟风，《山》的编辑屈铁宁用了“振聋发聩”和“先见之明”来形容余切这篇理论文章。
“我从余切发表第一篇文章就持续关注他，在我看来他知行合一，他的文学路线十分清晰，在更早的时候，他就表达了对某些落伍题材的批评，一切并不是今天才发生。”
“我认为在时代之前敢于发出来的相反声音，就是振聋发聩，而在大部分人还没有意识到变化时，提出来自己见解，这就是先见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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