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他卖掉制糖厂和酒精厂，手里就有250万的美元和黄金、大洋，这些准备带到香港去。
其它方面：
出售重庆新丰纺织厂及沪市一厂的地皮，所得资金用于重建沪市新丰二厂；
重庆维他奶工厂，直接准备搬迁至沪市；
重庆航运资产，卖掉的资金，用于迁厂和上千名员工及家属的回迁费用；
重庆平安银行的资金和重庆平安银行大厦，则用于重庆香港和沪市的平安银行
相比较新安制糖厂、酒精厂的让人垂涎，新丰纺织厂的出售，却遭遇压价。
由于1942年11月开始，国民政府实行花纱布管制政策，五大纱厂深受束缚，1943年至1945年与1942年比较，虽然锭子设备在增长，但产量却在减少，最后出现大落之势：1945年产纱35433件，1943年产纱56468件，1945年比1943年减产38%。
五大纱厂生产萎缩可以看出花纱布管制的弊病，实行全面管制后，原棉由花纱布管制局统一收购，再分配与各纱厂使用。
仅新丰、豫丰、裕华、申新、沙市五厂每月需棉量达38000担而局方收花工作混乱，再加上运输艰难，每月运棉不过11000余担，根本无力解决纱厂用花问题。
1944年原定收棉85万担，但年底仅收15万担，不及原计划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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