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鼎昌本人是当时北方的财阀之一，也是民营大报《大公报》的后台大老板，还担任实业部长兼军事委员会第四部部长，一身兼跨财界、政界、报界三大领域。
这种人物，在民国乱世属于凤毛麟角。吴鼎昌因此颇为自负，又有政学系在背后撑着，所以查出宋大姐乃是策划“沪市棉纱案”的总后台，他也毫不畏惧。
当初调查到宋大姐的情况后，吴鼎昌曾往南鲸总司令官邸打过电话，作了汇报，蒋让他“放开胆子只管查，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兜着”。
哪知现在情势反转，总司令出尔反尔，不讲信义，竟要拿他问话。吴鼎昌顿感黔驴技穷，难以应付了。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向政学系首领张群问计。
张群是G党元老，早年就读保定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本，就读振武学堂，与总司令是同学，其后曾参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等。1927年起先后任国民政府兵工署长、沪市市长、湖省主席，1935年12月出任南鲸政府外交部长。
他跟总司令私交甚笃，且参与总司令的历次重大政治决策，因此对蒋的为人和各方人际关系莫不了然于胸。张群面对吴鼎昌哭丧着脸的求助，从容镇定，微笑着交代数语，吴鼎昌顿时眉开眼笑，称谢而去。
张群提供的解围之计是搬请一个救兵——叶琢堂。叶琢堂系总司令的奉化同乡，早年在沪市当过“瑞和洋行”买办和沪市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后与法国人创办万国储蓄会。
仅从其事业来说，这算不上辉煌，史上不可能留下关于他的多少记载。
但叶琢堂跟总司令的渊源之深却是无人可比，因为蒋氏早年在沪市混得几近走投无路时，是他向蒋伸出援助之手，通过关系使蒋得以在证券交易所跑进跑出。总司令做证券投机生意失败后，经济拮据，经常入不敷出，每每都是叶琢堂出手慷慨相助。
叶表现得恰到好处，丝毫不给自尊心极强的总司令任何难堪。据知情人回忆，总司令对叶琢堂执师礼，平时有空到叶家问候时，叶如在接待客人或跟人家打牌，蒋就站在一旁给他们端茶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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