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立即行动，包了招商局的一条轮船，连夜直驶江西。次日抵达后立马上庐山求见总司令，三言两语就说得蒋氏同意“从宽发落”。
于是，当吴鼎昌、戴笠刚刚接到委员长侍从室传达的总司令指示，让开释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时，那边宋大姐已经通过孔祥熙指派财政部总务司庶务科科长边定远把吴启鼎、盛升颐接走了;然后，接到杜月笙电话的徐懋裳也前往南鲸，从“军统局”看守所接走了徐懋昌。
不久，戴笠在沪市跟杜月笙见面说到此事时笑言，他们“急了点儿”。
“北四行”一方由于抓住了杜月笙一手导演的设灵堂闹剧中的败笔做成了文章，在吴启鼎、盛升颐、徐懋昌被捕后，通过中外新闻媒体和自己组织的马路宣传，大力揭露“棉纱案”的真相，终于止住了股民抛售“北四行”股票的风潮，稳住了阵脚，甚至大幅反弹。
宋大姐、杜月笙方面，被抓的人已经开释，该赚的钱钞也赚到了。按说，至此“沪市棉纱案”该降下帷幕了，但宋大姐、杜月笙认为并未达到“搞垮‘北四行’，挫伤‘政学系’（该系长期与孔祥熙不睦，一度处处作对）”的目的，所以还要继续进行下去。
杜月笙从庐山返回沪市时，宋大姐特地赴沪与其见面，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周后，宋大姐突然从南鲸飞往九江上了庐山，出现在“介兄”面前。她带来了一份与杜月笙联手炮制的《调查报告》及由财政部和杜月笙派人收集到的一批材料，称此次“沪市棉纱案”中的空头集团主力“北四行”系受政学系暗中支持，在棉纱交易中兴风作浪、买空卖空，应承担主要责任。
总司令面对着极少登门（而且是从南鲸到庐山）的宋大姐，翻阅了那份《调查报告》，对那一大沓材料则看都没看，就频频点头道：“好！好！”
然后，指令侍从秘书往南鲸打电话，通知吴鼎昌立即上庐山来听训——有追究其“调查不力”责任的意思。
因为政学系在委员长侍从室安排有内线，宋大姐上庐山见“介兄”自然很快就被政学系知道，吴鼎昌也接到通知要“早作打算”。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