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后，陶慧宗受常凯申的邀请，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之职，加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专事国际宣传，从此脱离讲堂步入官场。
此时的陶慧宗还是主战派。
然后随着国土逐渐沦丧，国军节节败退，陶慧宗对常凯申大为失望，常常借酒浇愁，更不时地站在国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主席、国民参政会会长汪填海的一边，在“指责”常凯申的同时，对汪填海推行的“和平路线”拍手叫好。
然后，便是一头扎进了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运动中去了。
程千帆揣测，莫非是参加汪氏与日本人的谈判，见到《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的真正内容后，陶慧宗意识到汪氏所谓之和平救国，实际上是彻头彻尾的卖国汉奸行径，所以陶慧宗幡然醒悟？
他不知道答案。
对于陶慧宗与高庆武愿意悬崖勒马，并且成功盗取《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他是振奋的。
戴春风交给他一个任务，成功的将陶慧宗以及高庆武，最重要的是将两人以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安全、完整的送出上海。
确切的说是离沪赴港。
程千帆皱起眉头，他在思考，思考如何将此二位汪氏重臣安全送出上海。
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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