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会争执不休，结束以后，杨沫找到江弦，问他的意见。
“我当然是希望这篇发表的，至于对刊物的风险，我认为也是存在的，所以《京城文艺》如果不发，我充分的理解。”
一篇稿子能够发出与否，杨沫这个主要负责人自然是最关键的角色。
这个时候，还没有“文责自负”这一说，如果出了事情，那问责的第一个人，就是刊物的主要负责人。
像是张洁此前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引起争议之后，很多人追究、抱怨的就是那时的主要负责人李清泉，那时候他也没有推卸责任。
所以江弦只能尽量的说服这个主要负责人杨沫。
如果她不愿意负责，那江弦也没办法了，这是不能强迫的事情。
“我倒是看不出《受戒》有任何的问题，正面看、反面看、斜侧着看、倒过来看，怎么也产生不出政zhi联想，看不出政zhi冒犯，我反倒觉得，这次就是鼓足了胆量也白扯。”
杨沫提醒道：“江弦同志，这篇文章还有左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我倒是觉得那问题和作品无关，无论是有毛病还是没毛病，这就是个可以任意解释、随时找出、所需要的名头罢了。”
有《收获》给他兜底，江弦说起话来中气十足，他编发不了《受戒》，也能再去约些别的稿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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