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起来：除直接造反、世袭，以一切手段尽可能谋求好处。
关中西南边疆型和财源型被拿捏死了，不提。
百年来，主要斗法对象就是这两类。元和以后，整体上，长安与河朔型的关系相对趋于稳定，亲密，甚至还有蜜月期。和中原型则比较紧张，不时被骑脸。
会昌四年昭义出兵戍代北。五千人出发前集体酗酒，喝醉后反攻潞州。咸通年，昭义节度使沈询的小妾和下人通奸，事发，下人向武夫求援，衙军却屠了沈询全家。
徐州就不说了——“银刀、雕旗、门枪、挟马诸军常露刃坐于廊檐，小不如意，一夫大呼，众皆和之，节度使辄自后门逃走。犒赐之费日以万计，风雨寒暑复加劳来，犹时鼓噪。”
拔刀出鞘坐在办公厅外恫吓节度使和百官，经常吓得节度使从后门跑路，把这当乐子。赏赐不停，还动不动就鼓噪，嫌你给少了。
不胜枚举。同样下克上，区别在于，在河朔型，一般是犯了错、犯了罪引起了众怒才会被民主执行，后者没错也可能被弄死。
主导历史发展的也是这两类。
巢乱后，中原型的河东、宣武崛起，前者的扩张对河北造成了安全问题。而王处存有感秩序失控与李克用联姻结盟自保的做法加剧了与两家接壤的燕、赵的紧张。就有了中和年的五藩混战，也就有了看准这点的朱温——“克用终为国患，臣请帅汴、滑、孟与河北三镇共除之。”
昭宗、张濬讨李的底气也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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