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抢劫案也是如此。三个人拍拍脑袋，决定一起剃個光头，三个人拍拍脑袋，决定一起去抢一家烟店。
而他们每拍一次脑袋，就给刑警队的办案民警增加了一重工作量。
尤其是在他们拒不交代的情况下，办案民警可以说是时间紧，任务重。
刑警大队的大队长黄强民，也是日常出现在大办公室，都到了一日三问的程度了。
这种关注带来的压力，表现到极限，就是黄强民都没空来四楼的刑科中队晃悠了，反而是办公楼的一楼和二楼，时不时的传来黄强民的“讲话声”。
“找不到就不要回来见我！”
“继续审啊，问我干什么？口供要随时核实啊！”
“都是板上钉钉要进监狱的了，还给我倔强什么？倔强有用吗？”
黄强民最生气的，就是三个光头抢劫犯明明已经完蛋了，可还是不愿意乖乖交代。
这种情况，在基层警局，总给人一种未尽全功的感觉。
就是熟悉的记者，端着照相机拍照，放下照相机也说：“我记得以前采访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彻底交代以后，痛哭流涕的很好看的，咱们要不要拍一组这种悔过的照片……”
黄强民知道记者想要什么，就是想要那种影视剧里面，到了最末尾阶段，承认错误并悔过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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