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资产阶级是处在普罗大众和贵族精英中间的阶级。他们来自工人阶级却不喜欢工人阶级，渴望往上爬，然而得不到贵族阶级的认可，甚至被贵族们瞧不起。
因此他们迫切需要能够区别自己和其他群体的物质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活的物品”是家中的女主人。
资产阶级妇女要通过她的身体、她的服饰和珠宝来彰显她丈夫的身份，就连在家里的时候，她们也要穿着有坚硬的衬架支撑的大裙子，上面还装饰着丝带和褶皱。
对花花公子们来说，拥有女人是一种有钱的标志，怀抱着一位美女在各种沙龙里四处游走，可比穿金戴银更能显示出自己的财富。
女人打扮得如仙女一般，既没有年龄，也没有姓名，她们就像资产阶级家里的陈设一样，被审美的变化左右着。
她的身体不再属于现实，而是和外物捆绑在了一起，被偶像化、理想化，也被操纵和控制着。
房子和女人都变成了商品。
用索尔斯坦·凡勃伦的话说，她们是在行使一种“代理有闲”：她们为家庭执行着有闲的义务，因此她的衣服必须沉重，让她什么都做不了，才能展现出闲散。
父权社会中，金钱无法改变女性的客体地位，她们有穿着华丽的自由，却没有穿着闲适的自由；她们有做淑女的自由，却没有做自己的自由。
深受疫情重创的岛国经济，失业率骤然上升，而其中受影响最深的便是女性群体，女性的失业人数达到了男性失业人数的两倍之多。
岗位减少，薪资下降让众多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女性被迫走向风俗业。
许多女性不得不通过用服务男性的“爸爸活”勉强糊口，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相关信息进行揽客，陪同吃饭、购物、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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