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从来没喜欢过余切，我是因为你喜欢他，我才跟着喜欢的——我不是余切的附庸！”
这一番话是在读书会里边儿公开说的，其他演员都花容失色。
而后是几个本地的文艺评论杂志。《沪市文学》首当其冲，其组的主编李子运是杭城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他道：“现在去分析这部的技法没什么必要，因为这是余切写的，他是文学院教授技法的讲师，我们都是学他的。”
“真正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余切真正理解了信仰这个含义。这里面谢若林有信仰，信仰的是金钱；余则成一开始有信仰，他直白说了，信仰爱情……到底什么信仰是更有力的，作者并不言明，让读者来判断。”
“我这里只讲一个故事，在渣滓洞中，特务百般折磨地下党，仍不得逞，在执行枪决前的一天，发现地下党仍然在举行民主评议会，学习精神……特务终于感到恐慌，说，‘我永远不可能搞得过他们’，信仰就是比生死更加珍贵的东西！”
很快，这一的影响力，就不再仅限于文艺圈。
《光明报》发了一个《信仰之问：写给成年人》的文章：
“这篇最可贵的是，余切罗列出了一个众生百态……何谓旧事物，何谓新事物，为什么旧的要去，为什么新的要取代，没有一句口号，只有每一次的真实感受。”
“在这一期的结尾处，余则成看到左蓝的遗体，甚至没有一个悲伤的表情，因为他正处在敌营。我们可以料想到，余则成在这无言的一刻，已经成为真正的战士，余切一定对他大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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