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电影、搞慈善和做文学讲师，占据了余切的时间，读者已经期待他太久。
到底他能写出什么样的，对上什么样的事件，大家都十分期待。
文学进修班临近结课，课程变得很轻松，留给学员们很多创作的时间。所有学员们都在冥思苦想，按照他们历史既定的流派，写出了他们关键的作品。
管谟业的自然是那一篇《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自此诞生；余桦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这又有“意识流”，又有先锋文学的特性，这并不是余桦特别出名的，却是最能代表他早期风格的，暴力、冷峻；苏彤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他在其中创造了繁复的隐喻世界；屈铁宁、王安忆各自写出了《麦秸垛》和《小鲍庄》，一个涉及到乡村几个妇女，一个把淮北农村救灾同《圣经》联系到一起。
这些都十分优秀，是作家们走向成熟的标志，各种文学技法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人类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成为创作素材，有时候光看这些，甚至觉得比他们的成熟期代表作还要锋芒毕露得多。
因为他们正像是刚拿起武器的士兵，准备把自己锋利的矛尖，对准每一个人。他们炫技一样的创造出复杂至极的故事。
但这正是文学院的培养成果嘛。
余切给这些做了总结：
“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些技法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小道。很多时候我们写出一个好故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用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
“我们的直觉，选择了那些使得我们自己也受到触动的文字，于是一篇就被写出来了。”
余桦在这半年得到了进化，他比历史上提前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因此他问余切：“我现在觉得我能写了，我可能一直游下去，游到我自己想要的湛蓝色的海水，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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