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得了吧！”
对了！余桦想起来了：余切这人除了打牌不行，属于是十项全能，难怪管谟业这么绝望。
“那我需要怎么安排？《十月》恐怕不会发，你这个偏向于对人不对事，要不我就近帮你问问《京城文艺》？我原先在那投过稿。”
管谟业同意了。
于是，这文章就发到《京城文艺》去了。《京城文艺》的总编是李铎——就是那个杭城会议上的‘铎爷’。这个人早在余切去日本之前，就发现余切和同时代所有作家都不大一样，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天赋。
当时呢，李铎就疯狂夸赞余切，说他写的和别人很不一样。
余切这种“天赋”，来源于后世一系列千锤百炼故事的结晶，又上价值观，又有商业性。而放在现在，却是在保持创新的基础上，一出手就是大乘期的成熟作品。
它是十分逆天的，而且越是搞创作，越是知道逆天。
《京城文艺》为了管谟业这个评论稿起了争论，有的人认为，他这评论稿空洞无物，只言人没有物，是回忆文章不是评论文章，“像是个崇拜者写给余切的信”；有的人认为，管谟业评论稿的价值在于，解释了一代文学青年的精神迷惘：总在不自觉的模仿余切，然后又发现自己不如余切。
于是，要么五体投地，要么拒绝承认，要么二者皆有。
所以，李铎反而拍板：“应该发这篇文章，让更多的人也来思考。如果我们的初衷是为了让人来讨论文学，那今天‘余切’这两个字本身就是文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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