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的发刊日在每个月的十号，《人民文学》的发刊日在每个月下旬，有时候会提前到前几天。
这一次呢，王濛亲自督促，他找到在燕京的新华印刷厂，“我们要九号出刊，如果《十月》也在九号出刊，我们就八号出刊，总之，一定要比《十月》早，早一天都行。”
张守任和苏玉早料到了这件事情。也是来新华厂说这个事情：“无论如何，我们《十月》不能落在《人民文学》之后。余切是把稿子寄给我们的，如果我们不是首发，那太欺负人了，也太欺负我们余老师了。”
新华印刷厂当时的领导是一个叫高福诚的人，此君是燕京新华厂的厂长，对全国各地的新华厂都有影响，他从六十年代入职以来，先后支援过其他地方厂的生产线，和提供了一些技术骨干和管理指导。
甚至连远在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河内的印刷厂，这老爷子都指导过。
总之，他也是国企出版体系的一尊大拿。他决心谁也不帮，两个发在同一个时间。燕京新华厂的装订专家是一个叫王淮的女干部，她就问高厂长：“《人民文学》的级别最高，发行刊物也最多，他们的总编还是个大领导，是不是先听《人民文学》的！”
高厂长道：“《十月》的总编苏玉，是原先教委会的副会长，人家管教材的作品选定呢，四十年代就出来工作了，还做过燕京市的干部、教育厅、工委……全都干过，现在是她最后的一项工作，而王濛不过是干部年轻化后，才被提拔了而已，难道你去得罪苏玉？”
王淮顿时傻眼了：这也是个不好惹的啊。
是啊，能干到国家级刊物的一把手，都有两把刷子，保不齐哪天就调进上面了，难道这是我们应该掺和的吗？
燕京新华印刷厂这一帮人，决定不管不顾，都来印刷。《十月》发行数量约为六七十万，有余切文章的时候能上百万，《人民文学》是发行量是《十月》的两倍还多，这俩合起来得在一个星期内印刷至少两百万的杂志。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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