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书中内容集中体现其思想，和余云岫一样，在书中他系统批判中医理论，提出著名的“废医存药”主张，也就是废除中医理论体系，仅保留中药经验部分，这个论调在后面被余云岫引用，也被后世不少人引用，就比如之前提到过的方舟子。
他主张割裂中医理论与实践，使中药沦为脱离辨证论治的“经验药物”，削弱了中医整体治疗优势。
汪企张的批判加速了中医教育的衰落。
1929-1949年间，全国中医学校从50余所锐减至不足10所，导致中医人才断层。
其主张影响部分中医从业者转向“中医科学化”运动，试图用西医理论解释中医，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自我异化。
他和余云岫全盘否定中医理论的激进态度导致中医遭受系统性打压，加剧了中医的生存危机，导致大量珍贵中医经验失传。
1949年之前，他历任浙江医药专门学校教授、江苏医学专门学校校长、江苏医院院长，后在上海行医，兼任淞沪商埠卫生局卫生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SH市医师公会副会长等职。
还参与创办生生助产学校、上海肺病医院。
他通过著作与自身公共影响力，传播“中医不科学”的标签，强化了公众对中医的负面刻板印象，导致中医在现代化进程中被边缘化。
1949年后，他任上海医务工作者委员会委员、然后又任卫生部药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参加编写第一版的《华夏药典》，汪企张对药典中的中药提出了定性定量检测要求，要求科学化国际化，要求中药废除性味归经理论，强调化学成分标准化，否定经典方剂理论价值，要求编委中减少中医从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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