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算下来，现下普通劳力的工作也就能卖上三四百块钱，坐办公室的能卖上五六百，广播员的工作在六几年卖六百块钱不算少了，更何况还有票据拿，要不是看在她是魏红同学的份上，身世也可怜，江玉梅恐怕也不会掏这么多钱买下这个工作。
当然了，也有下乡的原因在。
她是后世所说的“老三届”，三年停课，她愣是凭着断断续续的上课那点时间和自学拖着两个废物完成了高中学业，要不是运气好，在全国知识青年大批下乡前三天各个厂矿最后一批招工时找到了工作，她也逃不过下乡的命运。
其实国家还是给了这些年轻人时间，当时有很多厂子都在招工，勤快一点的，有点远见的都报名工作了，剩下的城里安排不下了可不得想办法安置，这个办法就是下乡。
等这些人反应过来城里已经没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再想找工作比凳天还难。
而且谁敢和国家政策对着干，街上的红袖标可不是摆设，不去就等着送到农场改造吧。
因此现在的工作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有价无市。
没工作就得下乡，而且给她们的时间不多了。
听说最近一批下乡的人员在过完年就得出发。
江玉梅爽快地拿了六百块钱给罗钰，又从家里凑了一百块钱的票据。
罗钰拿到手上看了看，工业票有五张，布票三张，肉票五张，剩下的全是粮票，还有一张糖票、一张鞋票。
罗钰满意地将钱和票据收起来，站起身，“阿姨，魏红，你们现在有时间吗？我们把工作落实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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