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租界巡捕房的华捕正由黄景荣所控制。
法租界巡捕房警务总监则可以月入压片利润回扣百分之二。
与此同时，杜庸生则当上了公董局华董。
如此，杜庸生和法租界以及公共租界当局额达成了「双赢」。
久而久之，租界的警务系也统渐渐被压片交易渗透。
民国二十年的时候，法租界当局新任领事对前任由杜庸生、黄景荣、张笑林等提供的三十万元「津贴」不满，要求提高份利，并以禁毒相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青帮另辟蹊径，国府上海特别市长吴铁轶却允许三鑫公司迁入华界。
翌年，在国府财政部的庇护下，三鑫公司以另一种形式在南市太平弄重新开张，每月向地方和中央政府交纳二十万元。
而南京政府禁烟局则将缴获的压片交给杜庸生提纯为吗啡、***和红丸，因此，国府每天可获利润为五万美元，而这批钱则直接变成了国府剿红的军费，变成了飞机大炮和子弹。
杜庸生甚至后来还成了上海禁烟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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