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零年夏，早上十点，向东市机械厂厂长办公室的外面围满了穿着灰蓝色工作服的工人。
火辣辣的太阳透过法国梧桐浓密的树叶照在人们满是汗水的脸上。
蝉在头顶“热啊.......热啊”的叫着，让人越发烦躁焦虑。
早上厂里宣布把一部分固定工改合同工，像是往油锅里到了一碗水。
名单上的人都来找厂长要说法。
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有面孔忠厚的中年人。
大家或愤怒或惊恐，情绪都很激动。
微微秃顶的机械厂厂长，刘建设站在台阶上，大声说：“同志们，同志们，不要激动。听我说。这是国家八六年就颁布的政策，我们厂其实已经滞后了。我也没有办法。国有企业以后都只有合同工，没有固定工。连我也会变成合同工。”
“放屁，你是厂长，你说了算，会自己解雇自己吗？”
“以前是铁饭碗，我们吃饭、看病、养老、孩子上学甚至是死了，厂里都会管。现在改合同制，等我们老了，干不动了，厂里不肯续签合同。我们找谁说理去。”
刘建设：“你们要配合大局，把个人利益暂时放一边。再说，改合同工后，厂里会给你们买社会保险。看病、失业和养老都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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