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让苏聪想起前年来中国讲“后现代”的那位美国老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一句话：
“正是在探寻突然中断的那种叙事的痕迹当中，在把被压制和埋没的这种基本历史现实复制到文本的表面中，政治无意识的原则才发现了它的作用和它的必然性。”
那是前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北大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讲学。
当时的中国文化思想界，整体还继承着“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
詹姆逊带来的“后现代”诸种理论，突然将现代性及其诸位大师挤到思想史的边缘。
福柯、格雷马斯、哈桑、拉康等等一大批后现代理论家占据了前台。
中国学者蓦然意识到西方当代文化理论和文学理论已经今非昔比，于是都变成了“后”的天下，詹姆逊由此也成为把后现代文化理论引入中国大陆的“启蒙”人物，备受推崇。
后来这老头又来了一次中国，这次不仅没掀起当年的飓风式效应，反而引起颇多讨论，有人批评他阴阳怪气，骨子里还是西方中心主义，觉得他们西方人才有无意识领域的话语权，老头的中国学生则是呼吁不要作不必要的误读。
还是那句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话说回《顽主》，在苏聪看来，江弦的这个终止不仅是恰到好处，更是在写作态度上贯穿了“顽主”的核心思想，对过去的惯习成规实现逸出。
我想停，所以就停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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