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其原因，还是贝托鲁奇在认知水平方面存在局限。
就说《末代皇帝》吧，这部电影之所以令人称道，是因为贝托鲁奇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窠臼，选择了个人视角。
然而在剥除这些概念与方法上的成功，就会发现，这部影片对溥仪的性格与成长经历的塑造，其实算不上有多么精彩。
父母的缺席、对乳母的依恋，这些剧情并没有对深化溥仪的性格产生任何帮助而这些剧情唯一作用，就是更有利于让贝托鲁奇用自己的知识框架来理解溥仪。
在贝托鲁奇的很多其他作品中，也都能发出类似的疑问。
比如《同流者》里，主人公小时候被性侵的经历，和他日后成为法西斯分子的人生走向没有必然联系，《一九零零》中农场领班的可鄙与邪恶，与他奇怪的私人性癖好更没有直接关系。
总而言之，贝托鲁奇格局不够。
这次想拍出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土壤的宏大巨作，那他就应该抛弃一些以往的拍摄习惯，就比如婉容的床帏之事。
“.溥仪和婉容的感情戏份可以有，但是不能拍的太过唯美，也不能使用太多的主观镜头，不然就和你之前拍的那些电影没什么区别了，还是一个套路。
你一直跟我说，你这次拍摄《末代皇帝》，是想打破好莱坞对你‘情爱片导演’的固有印象，那就要将重心转到溥仪的人物性格塑造上，现在这个思路可不太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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