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幸运的是江弦获得了多方声援。
就像是上月《红高粱》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6期上发行以后，徐中玉在《中青报》6月18日第4版上发表了《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红高粱’的通信》，隆重推荐《红高粱》这篇。
徐中玉回到上海以后，多次来信和江弦打听《红高粱》这篇。
所以他这篇文章的内容，基本是江弦和徐中玉的一些通信内容。
而与徐中玉这篇文章在《中青报》同一版面上刊登的文章，标题就是《怎样才叫宽松》。
由此可窥一斑。
对于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形式都非常离经叛道的《红高粱》，徐中玉和《中青报》这次及时破例高规格的推重，无异于雪中送炭。
颁奖结束，江弦和朱琳回到招待所。
江弦摸了摸奖杯，忍不住感叹，“还是搞电影的大方，我拿了那么多届全国优秀，也没到手一个奖杯。”
对这个最佳编剧奖，他还是非常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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