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蒋子龙的作品，对时代发生直接的作用，这当然是主流。
我的一些作品，不可否认它有美感，也有间接的教育作用，可并不是主流。
我不希望我这一类作品太多，我也希望多写一点反映现实的作品。
但为什么我写这些作品比较多，反映当代的比较少？
过去是定型的生活，看得比较准；现在变动很大，一些看法不一定抓得很准。
一个人写作时要有创作自由，这种‘创作自由’是作家自己想象的自由、虚构的自由、概括集中的自由。
对我来说，对于过去，我怎样想象概括都可以，对新生活，我却还没办法达到这种自由的地步，达不到挥洒自如的程度。”
徐中玉看到这里，忍不住叹一口气。
此前他们这些文学理论家又何尝没有感受到过这些，只是相对比较模糊，没有江弦理解的这么透彻，能够准确的将这个问题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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