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心中，画钢笔画的是泥腿子瓦砾工，画水彩的是在玩小孩子涂鸦，搞雕塑的是低等的石匠，玩版画插画的都是些低俗的唯利是图商人，根本不配提艺术这个字眼。伦勃朗和透纳后来搞插画去了，全都是向金钱低头的无耻的堕落。哦，要是非洲那些部族土著的艺术风格，那就更惨了，它们在老伯爵眼中，估计只能算的上猴子在泥巴上的信手涂鸦。”
“据说他一生中每次去午餐俱乐部的时候，都一定会给俱乐部里的黑人男歌者一笔打赏的小费。不多不少，每次正好四分之一个银克朗。”
安娜回忆着说，“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足够让别人感激涕零。在家族的传记里，把这件事形容成老伯爵热爱黑人朋友，赞助黑人艺术家的标志。《油画》杂志则把他写成一位黑人平权运动先驱，吹捧的好似是奥匈帝国的马丁·路德·金。”
“但我严重怀疑，他从来没有把对方当成过自己的朋友，更没有把对方当成和自己平等的人。我甚至严重怀疑，我的曾曾曾祖父，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每天在午餐俱乐部里唱歌的那位黑人歌唱家的名字是什么。”
“他不曾拥抱过他，不曾拉过对方的手，更不会关心他家住在哪里，家里有几个孩子。在这里唱歌的收入，能不能养的起家庭。这对老伯爵来说，这样的关心，哪怕是一点点虚情假意的敷衍的关心。可从来是都比四分之一枚克朗要珍贵的多的多的事物。”
轮椅上的女人轻轻的说道。
“很可能，他心中就是把那位黑人音乐家，当成了什么会呼吸的音乐留声机。他每次在午餐俱乐部里吃饭的时候，给对方的小费，心态估计就和现代的人往什么音乐点唱机里投币的心态一样。”
“你会关心摆在西餐厅里的自动唱片机，每天工作的累不累，家里有几个孩子么？”
安娜把手里的茶杯放在办公桌上。。
她就这么把创立杂志社的先辈最不堪、最丑恶的那一面，完全说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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