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一支刻着延安李汝珪的响箭，他什么都不知道。
曹鼎蛟的亲随，说李汝珪隶属于左良玉援剿军的参将罗岱。
曹文诏一度也认为李汝珪是罗岱的部将，只是脑补了一出，剿贼军官临阵倒戈叛变的故事。
曹文诏这么想并不离谱，真正离谱的是‘军官临阵倒戈叛变’的事，在这个时代很常见，常见到他觉得发生这种事很正常。
但左良玉的书信，显然洗清了罗岱的嫌疑——罗岱也被这个李汝珪用阴险手段射杀了。
曹文诏需要的只是一个泄愤的方向。
至于这个方向是东边还是北边，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对曹文诏来说，这场战役完全是赶鸭子上架的被动作战，任何时机都不是好时机。
在一切坏时机的基础之上，每时每刻，都是最好的时机，这一刻发动战役，一定比下一刻发动战役更好。
今夜出击，就胜过明日出击。
因为他的军队已经被杨承祖烧营、李汝珪夜袭，折腾得苦不堪言、疲于应付，天亮后的状态只能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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